我是1997年8月进入长虹的。进入长虹的那一天，就有幸亲聆倪润峰的教诲。倪润峰当时讲的一句话让我终身难忘。他说：“恩格斯说‘人一进入工厂，就失去了自由’”。他这么一说，我于是悚然一惊。
倪润峰对外表现出彩电霸主的霸气，对内部管理则有浓厚的家长制作风。我起初听倪润峰说“家里”这个词的时候，以为他说的是自己家里的事，后来听老同志讲，倪润峰说的“家里”就是“公司里”。对此，有论者说这是倪润峰以厂为家的表现，他把公司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但我想，公司就是公司，家就是家，是不好混为一谈的。倪润峰既然把公司当家，自然就有牧民思想。在倪润峰的观念里，员工就是工具。为了让大家警惕小富即安的思想，他号召人们读《红楼梦》，希望大家从贾府的败亡中吸取教训。但他自己并没有让人们超越“小富即安”思想的好办法。他的想法很简单，不是“小富即安”吗？那么我根本就不让你达到“小富”。比尔。盖茨希望微软成为亿万富翁的制造商，这在倪润峰看来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在倪润峰主政的那些日子里，员工要想致富，是不可能的。但干部们好像觉悟要高一些，自然可以“小富”似的。至于到年关发年终奖的时候，中层干部自然是有红包的，这种红包是背对背式的，多少不等，多的能到几十万元。但普通员工就少得可怜，在我的印象里，从1997年到2000年，员工的年终奖很少有超过一千元的。年终奖具体如何计算，谁该得多少每个人都是不清楚的。所以大家都很不满，凭什么中层干部就能拿那么多钱呢？于是矛盾自然就产生了。这里面的关节点并不在于为什么干部就得比员工多拿多少钱，而在于没有公开合理的干部遴选制度。理论上讲，倪润峰也倡导“干部能上能下”，但上上下下总是那些从年轻时就和倪润峰一路走过来的人。
2000年，我被派到一线负责市场营销工作。按说，营销工作的考评更应该薪酬与绩效挂钩，但长虹并没有科学的考评制度，由于任务量分派的不合理，经常出现像陕西汉中这种小分公司的员工收入远远高于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的情况。幸好不久倪润峰就退居幕后了，前台的主政者是赵勇。但作为董事长的倪润峰显然是不甘寂寞的，既然他把长虹当成他自己的家，赵勇不过就是他的家宰罢了。可是温和的赵勇并不甘于管家的位置，赵勇认为人在其位就必须负相应的责任，而首先就是对员工负责，其次则是对股东负责。于是赵勇加大了对市场营销人员和技术人员的激励，长虹上下气象为之一新。但至于年终奖各人应该拿多少，我们还是不很清楚。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是每人2000元吧。
赵勇当时的新政主要在打造“数字长虹”，于是他提拔了一批富有激情的年轻人到领导岗位上。仿佛在2001年春节，赵勇安排比较远的驻外人员可以乘飞机回公司休假，他亲自到成都机场接机。赵勇的亲民作风赢得了大家的好感，我们对赵勇领导下的长虹也寄予了充分的期望。但就在2001年春节前召开的一个座谈会上，我们又见到了倪润峰，倪润峰对赵勇的工作表达出了明显的不满，而且透露出了他自己又将走到前台的讯息。果然，大概两个月后，倪润峰出山，同时引来骂声一片。
倪润峰的复出被认为是开历史的倒车。不过从此以后，在媒体上，张瑞敏和柳传志等人就成了中国企业家的代表了。
倪润峰迅速将赵勇的新政之火扑灭，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人们于是感到绝望，随着赵勇最后离开长虹赴任绵阳市副市长，长虹的一批亲赵人士纷纷离开，年轻人也感到没有出头之日，也就走开了。虽然那时候大家也揣测赵勇可能还会再度主政长虹，但谁知道事态到底如何发展呢？于是我决计走出了。
现在我回忆在长虹的日子，因为记忆失误，又懒得找过去的同事核实，具体细节难免不确。但就我的感想来说，长虹的年终奖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激励，非但年终奖，就是平时的薪金，也没有科学的制度。所谓大企业病，我想正是如此。
来源：《TEAM》
